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林乐峰

2014年的中国工运发展中,常德沃尔玛水星楼店关闭引发的员工抗议是第一件引起地方总工会和政府、中外劳工组织以及中外媒体共同关注的集体劳资纠纷,其引人关注的主要原因有这样三点:一是与自发的无组织的工人抗议不同,该事件是在基层工会的组织和领导下进行的;二是虽然地方工会和政府对员工支持甚少,但是劳工维权组织和学者形成的团结网络对员工抗议给予了空前的支持和推动;三是与以往媒体对集体事件的报道回避不同,多家主流媒体对该事件进行了报道,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关注。尽管各方在处理这起纠纷中投入了很多精力和资源,对于常德沃尔玛店工会和会员来说,这次抗议还是失败了。为什么这次对沃尔玛闭店的抗议会失败?它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和意义?难道仅仅是因为地方政府偏袒资方或是沃尔玛的实力过于强大?有没有其他策略能给受到沃尔玛闭店影响的员工带来相对更多的利益?本文希望通过对该事件的回顾,对以上问题作一些探讨。

20142月中下旬,店工会主席黄兴国作为常德沃尔玛水星楼店的管理人员首先得到了3月份闭店结业的消息。黄主席发现沃尔玛没有任何提前让员工知晓的意思并感觉沃尔玛可能要突然解雇所有员工,于是在221日召集水星楼店全体工会委员开会研究工会在面对突然闭店时应该采取什么策略维护员工的权益。在闭店通知正式下达员工以前的这段时间里,店工会收集整理了员工的15项诉求,写好工会会员委托书,并通知常德市总工会、劳动监察大队、信访局和水星楼店辖区派出所。只有市总工会法律部表示支持员工维权,但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而政府部门都不希望惹上麻烦,劳动监察大队把事情推给仲裁部门,信访局把事情推给人社局,派出所表示依法办事。原本有充分时间调解和协商的最佳时机就这样被常德市工会和政府部门错过了,可能没有经历过集体劳资纠纷的常德地方政府部门和总工会以为员工可以简单地被沃尔玛打发,上访会不了了之。但是,令他们出乎意料,当35日水星楼店员工在店工会带领下站在街边抗议的时候,市政府和总工会才发现自己必须介入这起事件,于是便有了这个不平静的3月。

34日下午,沃尔玛约谈水星楼店的管理层,在确保对管理层的优先安置后,下午5点钟,沃尔玛通知店工会主席黄兴国召集工会委员会与公司对话,黄主席认为依照法律沃尔玛应该至少在闭店前一个月通知工会和员工,而不是前一天,于是拒绝召集工会委员会与公司谈话。35日早上,沃尔玛绕过工会,直接组织员工举行“闭店沟通会”,但遭到全体员工的自发抵制,没有人参加。于是,沃尔玛将《停业公告》和《员工安置协议通知》分别张贴在店门口和收获部员工通道。安置方案主要有两条,一是员工可以选择离开常德去外地门店工作,工资待遇不变;二是N+1补偿。沃尔玛从其他门店调来的员工代替了水星楼店所有的一线员工,禁止他们上岗工作。如果说工会委员会在此之前还对集体抗议有一丝犹豫的话,沃尔玛这种对员工的不尊重和侮辱行为彻底激怒了所有人。6日下午,水星楼的员工便拉起横幅抗议沃尔玛粗暴的闭店行为。可以说,正是沃尔玛对基层员工缺乏起码的尊重以及其粗暴的闭店手段把本来可以对话解决的事情演变成一场充满对抗性的演出。也许沃尔玛可以用这种方式成功关闭一家店、十家店,甚至百家店,但这种以漠视员工利益和尊严为基础的闭店方式最终一定会引起反抗,只是具体的时间和地点难以预测罢了。

接下来不到两周时间里,常德市总工会、市信访局、区政府分别主持了四次协调会议,但都没有实质性进展。37日和12日的两次协调会成为了黄主席所说的“批判会”,只有店工会和工人代表参加。总工会和政府部门定了坚持依法维权的调子后,又不倾向认为沃尔玛闭店违反《劳动合同法》第41条关于经济性裁员的规定,实际上等于维护了资方的闭店安置方案,店工会和员工当然不会接受这个结果。314日在水星楼店里的协调会看起来非常有诚意,资方、政府部门、总工会、员工悉数到场,一些员工为这次平等而富有尊严的对话而留下泪水,但政府在“稳定、和谐”的立场上还是没有支持员工的诉求。待到18日第三次协调会,区政府根据劳动监察部门出具的调查结果认定沃尔玛闭店安置方案合法,否定了工人诉求的法律基础。常德沃尔玛水星楼店的工会和员工顿时感到沮丧和迷茫,维权之路随时会画上句号。

正在店工会和员工不知所措的时候,劳工维权组织为他们送来援助,并指导店工会组织员工以《劳动合同法》第4条为依据进行集体协商。321日,曾经参与南海本田罢工后集体协商的劳动法专家常凯教授来到了常德,常教授认为《劳动合同法》第41条的裁员惩罚规定适用于常德沃尔玛水星楼店案例,有信心通过仲裁和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于是,作为店工会授权的法律顾问,常教授在集体协商邀约书中把第4414387条一并列上。外援支持使得沃尔玛常德水星楼闭店风波由一个地方事件升级为全国乃至全球事件,常凯教授的帮助为这次店工会和员工的闭店抗议开辟了更多的政治空间,政府部门和警察相对保持中立,市总工会也在积极促成双方协商,多家国内外主流传媒也陆续对该事件进行报道,其他劳工维权人士甚至通过网络为店工会争取到了国际劳工组织和美国劳联-产联的公开声援。3月下旬的发展看似在朝着有利于店工会和员工的方向进行,但从本质上看,这些方式方法都没有力量将沃尔玛请到谈判桌上,最后只能任沃尔玛一意孤行(沃尔玛甚至解雇了执行闭店不力的部分高管),店工会和员工踏上仲裁之路,市总工会两面尴尬,也许真正感到解脱的是常德政府部门,毕竟事件走向仲裁和司法程序就等于完成了“稳定、和谐”大任。

经过接近2个月的抗议,一些员工被迫接受安置方案而离开了,余下的60多人在4月和5月进行仲裁的同时仍然守卫着水星楼店里的资产。不幸的是,6月下旬的仲裁结果宣布了这次闭店抗议的失败,仲裁院拒绝了店工会和员工的诉求。最后16个成员决定向法院提起诉讼,不过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法院以仲裁结果无效为由拒绝立案,原因是常德沃尔玛水星楼店在仲裁开始以前就已经注销了营业执照。于是,选择继续维权之路的员工准备重新仲裁,并极有可能失败后再到法院起诉。

一次自下而上的基层工会维权点燃了很多关注劳工权益人士的希望,常德沃尔玛的维权案例原本可以给中国劳动关系领域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却最终踏上了很多维权工人无奈的保守而漫长的司法之路。回过头来看,这次基层工会带领下的集体维权事件给我们留下了哪些教训和启示?为什么会失败?有无更好的方式解决类似的劳资纠纷?

首先,地方总工会和政府对劳工集体维权缺乏正确的态度和相关处理经验导致了闭店维权事件的爆发和激化。早在沃尔玛正式宣布闭店的前两周时间里,水星楼店工会就已经向市总工会、劳动监察大队、信访局、仲裁部门、辖区公安派出所求助,但是以上组织和机构均没有对店工会和员工做出实质性回应,浪费了提前化解劳资纠纷、减少企业和员工双方利益损失的最佳时机,更何况沃尔玛在21927日两次拜访了水星楼店所在的区政府和街道办,如果相关部门有负责任的态度和相关经验,完全可以在2月末争取促成劳资双方的对话和协商。在36日员工抗议开始后,地方总工会和政府的介入没有起到积极作用,让店工会和员工转而依靠外援支持才能继续和沃尔玛周旋。地方总工会缺乏开展工作的相对独立性,导致其既没有维护好员工利益,又没有完成党委和政府部门布置的维护和谐任务。政府部门则一直缺少考虑群众利益的立场,在几次协调会上指责维权的店工会委员,并用有利于资方的法律解释来压制员工的合理诉求。于是,调解纠纷的时间被再度浪费,同时沃尔玛也变得更加理直气壮,完全漠视后来店工会发出的协商邀约。

其次,“依法维权”已经从保护劳工权益的口号变成了发展劳工权益的紧箍咒。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不管常德地方总工会和政府部门对闭店抗议持否定、支持、还是暧昧态度,都始终强调“依法维权”、“在法律原则框架下维权”,对工人要求、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权益持消极否定态度,把“依法维权”理解为“依照法条维权”。常德政府部门认为能够守住沃尔玛没有违反《劳动合同法》第41条的底线就可以脱身,那为什么不去坚守更为注重发展员工权益、建立劳资和谐沟通机制的第4条呢?尽管第4条作为总则中的一个条比较抽象,具有操作的不确定性,却也是该部法律中最亟待从现实经验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内容。我们的政府部门如果总把员工权益限死在法条规定的最低标准中,那么工人权益要不要发展,难道实现工人的“中国梦”就是实现法条规定的底线标准吗?当然,这不只是常德的问题,也是其他城市政府存在的问题。依照法条维权,极容易将工人合理的、发展权益的诉求“非法化”,这也给总工会和政府自己压缩了处理劳资纠纷的斡旋空间。

第三,资强劳弱,不论是地方总工会、沃尔玛水星楼店工会和员工,还是劳工维权组织和公共媒体,都没有制约沃尔玛的力量,因此,尽管各方力量希望借助沃尔玛案例的影响进一步推动集体协商,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把沃尔玛逼上协商的轨道。因为是闭店抗议,员工们失去了工作场所中的谈判筹码;因为没有足够的会员数量,常德唯一的沃尔玛店铺不会对沃尔玛整体业绩产生大的影响;因为属地管理,微弱的水星楼店工会得不到全国其他沃尔玛店工会的支持;因为缺乏业务能力和经验,地方总工会不知如何是好。因此,尽管抗议活动表面沸沸扬扬,却根本触及不到沃尔玛的经营和业绩。与弱国无外交的道理一样,对于劳资纠纷,弱者无谈判。

第四,只有在更广泛层面开展对沃尔玛的集体协商,才能够解决未来更多的可能由沃尔玛引发的集体劳资纠纷。在常德沃尔玛事件尚未结束时,又有消息传出广州的沃尔玛分店在劳工维权组织指导下筹备与沃尔玛的闭店协商。由于常德水星楼店的抗议行动在中外媒体广泛报道,以后沃尔玛闭店遇到的员工压力将会增大,我们是等地方总工会和政府部门一个一个充当“救火队员”好呢,还是由全国总工会与中国沃尔玛协商一个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闭店安置协议好呢?很多人当然会支持后者,因为这样做将大大减少企业和工人的物质和精神损失以及政府部门调动的人力和财务损失。既然如此必要,那操作的可行性在哪里呢?2009411日沃尔玛曾以类似粗暴的方式出台了一个全国性优化组合政策导致多个省份的沃尔玛员工来到深圳与当地员工一起发起对中国沃尔玛总部的抗议,最终在深圳市总工会的调解下,沃尔玛总部代表与员工代表协商出一个新的、员工满意的全国性优化组合政策。当然,成功的前提还在于深圳市总工会有丰富的处理集体劳资纠纷以及和沃尔玛集体协商的经验。不过这些对全国总工会都不是障碍,对于全总来说,解决问题的条件只会比地方更好。现在,各地的一些沃尔玛员工已经开始深刻意识到自己的权益问题,并且通过网络组织起来分享和传递各店的工作和维权信息,自下而上的联合维权态势正在发展,常德沃尔玛水星楼店的集体抗议只是一个开始。如果工会再不主动站出来做这件事,员工会自己来做。因此,我们真切希望全总在全力推进集体协商工作的规划中,争取和沃尔玛这样的国际跨国公司开展必要的集体协商工作,这也会同时带动地方各行业集体协商的进展。

2015年04月15日

以何维权?——常德沃尔玛闭店事件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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